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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特别强调“师者，人之模范”这一命题，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从社会结构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是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皇权是社会权力的中心，皇权的合法性源自“以德配天”的逻辑，道德教化是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是维持文化大一统的根基。道德教化是依靠教师来实施的，教师就是代圣人言而教化万民的人，在这种背景下，便形成了尊师重教的传统，与此相对应，对作为代圣人言的教师，也提出了很高的道德和业务要求。这一点，和西方大多数国家有明显差异。西方古代社会更多是宗教—政治型社会，精神世界更多被教会控制，僧侣教士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承担教化社会的责任。相对来说，世俗的教师就只是教人读书识字的“经师”罢了，因而，对其也没有特别高的要求。由此可见，在我国古代社会，强调“师者，人之模范”这一标准，强调教师做一个真正的“人师”，即青年人的精神导师，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

在现代社会，在现代教育体系中，起码有两点非常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古代社会是等级社会而现代社会是平等社会。古代社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在我国古代，士（读书人）处在三教九流的首位，被赋予很高的道德优越感和社会地位，而培养士阶层的教师，无疑更是道德文章的象征和表率，处在道德金字塔的尖端。但是，现代社会推崇众生平等观念，主张没有任何一个阶层（职业）具有先天的道德优越性，在社会法制体系中，不承认任何特权公民的存在。这就是说，现代社会不再是依圣人言而生活的时代，读书人更不是高高在上的特权阶层，再像古代那样赋予现代教师代圣人言的角色并用圣人之德要求现代教师，恐怕早已不合时宜。另一方面，师德标准重心古今有异。古代社会只有少数人受教育，没有专门培养教师的社会机构，教师群体总量比较有限，因而更多采用从社会成员中择优选用的办法。这就是古代社会关注择师标准的原因。古代社会的师德要求，更多是一种择师标准的表述。现代社会建立了庞大的国民教育体系，推行普及教育，师资需求量极大，于是，便有了专门的教师培养机构，青年人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和资格认定后，就去当教师。这样，教师有了稳定来源，择师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而教师如何工作，则需要建立专业标准，其中就包括教师职业道德标准。现代社会的教师职业道德，是规范教师做好教育工作的纪律，是关于教师做事的要求。

“凡人观”忽略了教师超越凡人的必要性

“凡人观”主张教师工作是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中的一个工种，是付出劳动提供社会服务换得社会报酬的一种职业活动。总体来说，这是符合实际的。从社会结构来看，在全世界，广大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只是现代社会的普通一员，有较高文化但很少被认为是真正专家，工作付出不少，劳动收入不高，社会地位一般，还要养家糊口，生儿育女。这的确是很平凡的人生。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从平凡人的视角去理解我国教师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大家就会多一份宽容和认同。试想，寒窗苦读十几载，却拿着农民工兄弟那样微薄的薪水；做完家务、安顿好老人孩子，三更半夜还得批改作业、读书备课，日复一日，常年如此。请问，有几个人能无怨无悔地过这种生活呢？但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这就是平常的生活状况。作为平常人，教师们有时对这种生活状况有所抱怨、有些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希望过一种幸福的、体面的生活，是每个平常人的正常心态。在社会层面，我们的确需要呼吁更多人能体会、理解教师作为平凡人的生存状况，并为改善教师生存状况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