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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有人认为，舆情是国内“特产”，国外公共治理模式“成熟”，没有舆情企业?

郑中华：这种想法是陷入了一种概念误区。相比于国内，国外舆情类服务高度发达，遍布各地的民意调查公司和咨询公司履行着舆情监测与专业服务的职能。只是该产业在我国网络媒体大盛之前已经高度发达，给公众潜意识里造成一种“国外没有舆情公司”的假象。该类咨询公司如盖洛普咨询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便开展民意调查，现其分公司已遍布全球，包括中国;在技术领域，非结构化大数据处理商Autonomy(2011年被惠普收购)标榜“重要信息尽在掌握”也成为当时发展速度最快的上市公司。这足以见得国外对网络舆情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国内。

问题3：当前，我国政府部门在应对舆情方面有哪些误区呢?

郑中华：当前我国政府部门舆情应对能力在逐步提高，但仍存在一些固有误区值得深思。现阶段，在政府部门舆情应对上呈现出“两个极端”的特点，一是奉行“鸵鸟”政策，即危机事件发生后，秉着“热点事件冷处理，冷门事件不处理”的认识，对公众的质疑诉求不闻不问，结果造成舆情危机;一是“围堵”政策，即一些地方政府在面对舆情时缺乏定力，不管公众讲的是否有根据，是不是可以沟通化解，舆情一露头就把“封堵打压”这种非常态的舆情应对手段当成了 。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晴雨表，反映着公众的民意诉求，舆情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现实问题激化。须知线上舆情危机的化解需以线下矛盾的解决为前提。互联网时代，国内国外、线上线下两个舆论场早已打通，舆情堵是堵不住的，删是删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