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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一个上午翻几十份档案都没有发现有用的资料，这样的排除法又确实需要做的。这真是需要下苦功的，我估计没有多少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了。”粟明鲜说，是对那段史实探求的强烈渴望支撑着他的努力。

除了堪培拉国家档案馆外，悉尼、布里斯班、墨尔本等城市的档案分馆里也散落着广东小留学生相关的档案，这让找寻需要耗费更多的功夫，包括时间、金钱的付出。粟明鲜也特别感谢邑大侨乡文化中心对项目出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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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邑人是留学澳洲“先驱”

淘金热后是留学热

经过数年努力，粟明鲜获取了数百份有效档案。据其介绍，这些涉及广东珠江三角洲赴澳小留学生的档案，主要文字为英文(仅护照申请表附有中文)，包括了从其申请的中国护照、入境签证及离境日期、以及在澳期间学习包括转校情况等方面的文件及信函，涉及澳洲内务部、海关、公立及私立学校和中国总领事馆及中国学生护照的担保人等，时间跨度从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少数直至1940年代。这些看似枯燥无味的档案资源，粟明鲜却是从中找到关联，拼凑出一个个赴澳留学儿童被人遗忘的人生轨迹。

从档案所显示出的留学生籍贯来看，来自江门地区的又最多。粟明鲜介绍，如果以民国时的县一级单位来计，这些档案以涉及香山(中山)县和新宁(台山)县者为最，超过一百多个宗卷；其次则为新会县、开平县，恩平县则鲜见。去年，中山卷已率先整理出版，粟明鲜目前仍在努力找寻更多的四邑地区的宗卷，台山、新会由于人数较多，将独立成卷出版。

四邑地区赴澳的小留学生最多并非偶然。19世纪中叶澳洲淘金热始至20世纪初，四邑地区便有不少人奔赴澳大利亚淘金和做工，是第一代移居澳洲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幼童留学热潮直接与此相关。

粟明鲜分析，民国时期的这波留学潮流，与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推行的歧视和排斥亚裔尤其是华人移民的“白澳政策”同样有密切关联。由于“白澳政策”的实施，20世纪初年后在澳华人人数急剧下降，澳大利亚人口统计资料显示，1901年在澳华人总数29267人，1911年华人人口为22753人，至1921年华人人口降至17157人，1933年更是降到10846人。

“这些留在澳洲继续生活打拼的华人，大都是取得在此长期或永久居留权者，包括少数已经归化为澳籍的华人。”粟明鲜介绍，这部分的华人在20世纪初年，生活普遍已经稳定，收入有了一定保障，他们也在此之后陆续回国结亲，生育后代，但由于限制华人入境的“白澳政策”，绝大部分澳洲华人只能将妻小留在中国。由于分居两地，子女教育就成为一大关注的问题，将其子女以及子侄辈申请前来澳大利亚留学读书，便是解决此项问题的一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