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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除了个别支教老师，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们也来自农村，他们拿着每月1200元左右的微薄工资，不得不经常打零工或跳槽到其他待遇较好的学校；他们跟农民工一样，在北京艰难维持，并承受着来自城市社会的偏见。

然而，在打工子弟学校，有着同样出身的教师和农民工家长却被“素质”评价分割为两个群体，前者痛斥后者的低素质是流动青少年学业失败的直接原因。
虽然师生之间的争吵时有发生，但是激烈的肢体冲突其实并不多见。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曾目睹了一名七年级学生殴打教师的极端事件。由于周老师点名斥责他不交30元校服钱，这位学生愤怒地将其打倒在地。当陆校长闻声赶到时，周老师捂着腹部、痛得无法坐起。陆校长呵斥道：“你再不停手，我就要打电话报警了。”学生停了下来，一脚踢倒了身边的桌子，然后向校门外冲去，一边走一边喊：“就知道挣钱，学校不像学校、老师不像老师。谁爱待谁待，我不念了！”

“低素质”是代际传递的？

流动青少年深知教师们对自己的贬低和歧视源于“素质评价”，但他们对此往往缺乏反思，反而习以为常地用此评价身边的人。学生们时常感叹自己居住的“大杂院”脏乱不堪，居民素质太差，垃圾遍地，酷暑时散发出的气味令人作呕。这样的居住环境不仅与临近的高档住宅区有天壤之别，甚至连农村老家也比不上。

学生们因而认为“大杂院”居民的素质是最差的，既不如城市人，也不如农村人。他们对流动人口的素质评价与绿树学校的教师们完全一致。而当笔者追问他们是否也会乱丢垃圾时，大部分学生不假思索地说他们只是偶尔会那样做。

学生们同样认为绿树学校的教师也是“素质低”的，他们愿意接受教师的教导，但无法忍受歧视性言语。为了反抗教师权威、抗拒枯燥无趣的学校生活，学生们在课堂上无所事事、说笑打闹，还经常与教师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学生顶撞和辱骂教师是每天都会发生的事。但同时，大多数学生也表示非常理解教师的处境，他们知道教师们工资低、工作负担重，遭受着学校的“剥削”；也有学生认为，教师包庇他们作弊不过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

在绿树学校，流动青少年强烈地表达着他们对学校生活的失望、沮丧和憎恶；同时，排斥性的教育政策也使他们认识到，即便学业上努力投入也只能换来昏暗的前景。很多八年级学生向笔者承认，他们已经彻底放弃学业了，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差，即便回到农村也考不上高中，也因为绿树学校的教师们已经放弃了他们，进入城市中的职校似乎是眼下最明朗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