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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为“北大”标签尴尬:有欺世盗名的惭愧

“北大”曾是一个让我感到尴尬的标签:出门在外,很多人会因为“北大学生”这个身份对我另眼相看,每逢有人来学校办活动也总会恭维几句台下的学生,对我来说这种场合总是气氛尴尬。

  

我的师兄王文浩在写新生寄语的时候引用过一句话:“在北大里只有两种人——‘牛人’和‘废人’。”师兄当时的解释是“所谓‘牛人’,就是那些背着‘北京大学’的牌匾,稳步前行,为这4个大字增光添彩之人;所谓‘废人’,就是那些被‘北京大学’的牌匾背着,四处晃荡,靠这4个大字忽悠大众之辈。”

  

我之所以常常因为“北大”这个标签感到尴尬,是因为我从来没有为这个牌匾增过什么光彩,按照我的一位同学的说法,我们很多人到现在最值得一提的事情大概就是考上了北大,但是这样的“成就”在这个园子里显然不值一提。

  

很多人对于“北大”的恭维是一种礼貌的客套,可我还是常常觉得因此沾光有一种欺世盗名的惭愧。我从那些真正的“牛人”那里获得的教益愈多,这种惭愧感就愈深一层,也愈发感到自己的渺小。


  每次提起北大的“牛人”,我第一个想到的总是历史学系的阎步克老师,但阎老师多半不会喜欢这个称号。这个称号显得有些张扬,不符合阎老师一贯的低调与严谨。

  

几个月前我和一位同学去约阎步克老师的采访,我的同学所供职的杂志想请他谈一谈中国历史中的告密文化。对学生的问题,阎老师总是十分耐心,几乎每节课后都能看到他和学生的讨论,如果时间实在太晚,阎老师便在同学们的环绕中,边走边讲,一路离开。但是阎老师拒绝了我们的采访要求,对自己主要研究范围之外的内容,先生一向出言谨慎,更不愿在媒体上谈论。至于谈论自己的人生经历、治学历程,阎老师则表示曾经接受过类似的采访,“再来采访我也说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所以还是拒绝。当时的我刚刚看完了几本专业书,便忍不住套着书里的理论褒贬时事,指点江山,恨不能把那些“不明觉厉”的理论一股脑儿地卖弄出来,听到先生绝不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妄言,当场就羞得说不出话来,回去赶紧把那些自作聪明的说辞都删掉了。

  

先生在专业领域之外绝不妄言,但对自己的研究始终怀着信念与关怀。阎老师为本科生开设有一门《中国传统官僚政治制度》,这门课常年爆满,上这门课时我们几个同学专门建了一个“中传官制占座小分队”的微信群,大家互相提醒着提早一两个小时去教室占座,晚了一些便只能坐过道了。开学的第一节课人尤其多,去得晚一些,连过道都没有地方可站了。阎老师每次在第一节课上都会先讲自己的“制度史观”,阎老师总会引用美国经济学家诺思的对“路径依赖”理论的阐述;“路径依赖性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如果不回顾制度的渐进演化,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今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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