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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老师致力于“制度史观”的研究是因为注意到了传统史观的局限，传统的“‘经济史观’和‘文化史观’以西欧一隅之历史发展进程，剪裁中国历史”，忽略了中国历史的延续性，而中国历史举世无双的延续性，正是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阎老师常说：“每一种史观都是一束探照灯，照亮了历史客观的一隅，而却又注定不是全部。正是这无数的‘片面的深刻’，才可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历史。”作为一个身处新闻系的历史学“票友”，我最开始被“新闻是历史的底稿”这样的话打动，但是读到后来越发觉得新闻作品实在太过渺小，甚至大部分都是朝生暮死，很难留下什么历史，因而我在听到阎老师的这句话时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每一次零散的新闻报道也正如探照灯一般，照亮了现实的一隅，这无数的零碎报道便是历史的底稿。

研究思想史的罗志田老师在概括史学的历史功能时，提到过一个有意思的说法，他称之为“守先待后”——有一些事实因为过于复杂我们难以表达，或者因为环境的制约而“不便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放弃记录的责任。史官们始终相信后来者会有更好的能力、更好的环境来解读这些事实，“守先”(记录历史与当下的事实)是后人对前人、对当下的一种责任，“待后”则是前人对后人的一种信任。从这个角度来说，新闻人和史官的工作其实殊途同归。

想通了这些之后，我也很少再为“北大”这个标签感到尴尬了，尽管我依然觉得仅仅因为你是“北大学生”就另眼相看是一种不虞之誉，但这块牌匾的光彩本来就与我无关，我也不想太过介怀；于我而言，“北大”这个大标签太过虚幻，这所学校之于我就是一个一个像阎步克老师这样具体的人，他带给我的教益让我终身受用。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也许以我的能力，永远无法“背着‘北京大学’的牌匾，稳步前行，为这4个大字增光添彩”，那就让我带着这一个个具体的人带给我的教益，一生躬行，也不枉了这一段难得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