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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重庆江津高考文科状元落档复旦一事而言，复旦大学校方后来已作出澄清，乃是因为该考生的分数并未达到该校在重庆市的投档线。所以，该考生被“放鸽子”，与其说是由于复旦大学爽约，不如说是败给了卷面分数，以及以分数论英雄的高招制度。复旦大学招生方的行为确实有问题，但其问题不能由高招制度来承担。再者，高招制度虽然有其弊端，但既然我们建立了这样的制度，那就要保证其公平、公正地落实。

　　当然，大学不同于其他社会组织，人才培养不同于其他事务，相比其他社会组织的行政长官而言，校长的自主权可能尤其重要。而且，校长有其较大的自主权，这乃是国际通行的惯例。所以，校长要求自主权，本也无可厚非。

　　但问题在于，首先，我们的现实环境是，制度落实不力、法律践行不到位、视章程如废纸的现象仍然在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社会整体规则意识欠缺、法治观念淡薄。

　　其次，正因为上述原因，自主权极易被滥用，以致戕害社会公平、公正。自主权虽以“自主”为名，但实际上也是在制度框架里腾挪，在规章的基础上创设，若自主权的外在制度框架不硬朗、规章基础不牢靠，就极易导致自主权成为“脱缰的野马”，践踏公平与公正。现实也一再证明这一点。在没有多少自主权的情况下，有一些校长尚且挖空心思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拓展腐败空间；如果授予校长们绝对的自主权，这一项权力如何公正地使用，如何使其服务于正当的目的，还都是问题。就像重庆江津高考文科状元落档复旦一事，如果复旦大学校长有了自主权，将这名考生特招进了复旦大学，那其他因类似原因而落榜的考生的公平权利如何保证？

　　在固有的制度都无法保证公平、公正的环境下，人们难免怀疑大学自主招生会沦为腐败的渊薮，进而加剧寒门学子无缘名校的情形。

　　不过，教育毕竟不同于其他事务，教育的水准密切依赖教育本身的自由度。教育机构没有适当自主权的体制是僵化、死板的体制，无法释放出教育的活力，也无法培育出天才的花朵。所以，说一千道一万，大学自主招生、大学校长的自主权仍然是我们绕不过去的话题，我们终究不能在僵化体制依然束缚教育之时，要求高等教育以活力、创新、多元与丰富领跑文化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是以，校长靠得住，还是制度靠得住；抑或如何利用制度让校长靠得住，这仍然是我们需要思考、面对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