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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发布了一份田野调查。调查发现：越是底层的农户家庭，对“读书无用论”的认同比例越高，因此其代与代之间因教育而发生的社会流动率也就越低，阶层固化的症结更多来自于这个群体。

　　从纵向来看，读书无用论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它已经过多次社会辩论。早在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上就有“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语，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论调。之后，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出现了“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口头禅。而今的新读书无用论会拿大学生和农民工的工资作比较，它更多折射的是社会流通渠道尚待疏通的问题。

　　后两次读书无用论现象有一个共性,它们都以个人收入去衡量知识的价值。特别是现今的读书无用论，它的思维更短视。它只看重大学生毕业时的起薪，而不会看到大学生的发展弹性。可实际上，真正有知识的人，他的选择机会更多。何况，知识不一定都能变现，但有知识和没知识一定有天壤之别，这种天壤之别是存折无法诠释的。以家庭教育为例，一个有知识修养的人，他教育自己的孩子一般会更加科学合理。

　　因此，我们讨论读书无用论必须关注人，必须关注持此论者的思维状态和生活状态。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读书无用论当成一个辩论题，简单地以读书有用的思维去覆盖无用论者的思维。否则，就难以解决相关问题。

　　从现实来看，新读书无用论者主要集中在农村，并且它的占比有上升趋势。这次媒体的调查也印证了相关现象的存在。若对其进行分析，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在义务教育阶段，我国已经实现了全免费的局面，所以在这个阶段，村民的教育投入相对较低。而在高中和大学，教育支出则较大。甚至可以说，过高的高等教育支出与教育回报效率的矛盾十分突出。而在我国农村，小农意识仍然存在，相比于孩子读书所能创造的生活，他们会更多地关注自己当下的实际收入和周围人群的生活变化。他们更希望家里多一个收入来源，而不是多一个支出对象。因此，如何让农民增收减支是问题的关键。

　　其次，数据显示，在1986年，我国有82万所小学、9万所普通中学。而通过校址撤并，到2014年，小学数量降到20.14万所，普通中学降到5.26万所。这些被撤并的学校多在偏远农村。而它们一般是村落文化的中心，学校撤并会影响村落的文化氛围。所以，要扭转村民的读书无用论思维，必须修复村落文化，让文化人重新在村落中得到尊重。

　　此外，我想起西方哲学史中的一个小故事：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为了回应米利都人对知识的轻视，曾利用气象学知识预见到橄榄将会大丰收，于是他提前租下了所有能搞到手的榨油机，等到橄榄成熟的时候，再以高价租出去，从而大获其利。此举改变了人们对知识的看法。在今天的我国农村也一样，读书有没有用，存在一个可视的结论。只要我们让社会流通渠道更加通畅，让村民看到越来越多的“知识改变命运”的案例，那读书无用论者的集合就会缩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