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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商业文化与其他文化间如何达成和谐，是值得我们社会大众或知识界去思考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偶像文化中的审美在堕落吗？过去是什么样的？

朱红文：我们不能说以往都比较好，现在就差，每一代人个性成长中都会有一些特征。青少年需要标榜自己的个性，就在于把自我和非我割裂开来作标示，这是人的成长现象。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追求对象。

以往的时代可能存在过分的标签化，可能是意识形态的现象。尤其在比较左的时代，就过于脸谱化。但现在的大众文化也有比较可怕的地方。一上地铁，所有人都捧着手机，青少年现在接受知识的方式越来越依赖手机这种媒介，越来越琐碎和浅薄，这个值得反思。

令我们学者更担心的是，在数字文化、大众文化之外，印刷文化这样有深度的阅读，怎么才能吸引到青少年。我们能给青少年提供什么样的文化？青少年应该接受什么样文化？我们不能一味地批判他们逆反。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征，但现在的青少年碎片化的学习是造成他们不会深度思考的主要原因，所以他们才会追逐那些比较虚化、停留在感官上的东西。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真正涉及对人格和人生的反思和认知，没有对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接受，这才是令人担心的。

中国青年报：应该把不好的示范拎出来吗？

朱红文：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网络化的时代，我认为网络红人的塑造机制并没有太大差别。比如国外的Lady Gaga，也是标新立异，到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这种炒作在网络时代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因此，相比棒杀，我们更需要一个大众文化批评的机制。

比如这个叫莫晴（化名）的网络红人，她要摆脱贫穷的困境，她也需要一些成长空间，这些动机都是对的，从她个人的生活状态来讲，也不用做太多道德批评。但在这个时候，大众文化就需要提供一种更切实的发展建议，去滤掉虚伪和过度炒作的成分，帮助有些人找到一种正确表达自己的路子。

不能只是现在二十几岁红，路子不正，再过十年二十年就可能红不了、红不对了。如果能一直红，这个机制能一直有创新地健康运作，也值得鼓励。所以，我认为不应对个体进行道德评判，而应该存在某种文化批评机制，让媒体和学界对网络文化作思考和评论，这才能真正引导青少年向健康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