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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文骏说，包玉刚学校成立8年来，从没有家长因学生体育锻炼受伤找学校麻烦，“我所认识的上海所有小学校长，都认为体育很重要，也很重视学生的体育运动。但公办学校有他们的无奈，他们没法挑选学生和家长”。

青少年维权专家、上海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姚建龙则从法律角度，持不同看法。他告诉记者，根据《上海市校园伤害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校园伤害事故采取“过错原则”，“意思就是，原告要举证校方是否有过错，校方如果没有过错是不需要承担责任的”。

他认为，从上述基层法院的数据来看，那些被告上法庭的校方的确是存在过错的，“如果学校是严格按规定履责的话，法院不会判学校承担责任”。

姚建龙说，学校之所以被法庭判决承担责任，一定是在监护上存在盲点，“不能说家长是在瞎起诉，就算家长瞎起诉，法院也不可能胡乱判决。”

姚建龙认为，在校园伤害案件中，学校绝不是外界看来所谓的“冤大头”，“被判担责，就说明确实存在疏漏。”

换句话说，即便学校规定学生不能在课间走上操场，课间只能在厕所、走廊、教室活动，如果校方监护不到位，在厕所、走廊、操场同样也会发生校园伤害事件，学校一样要承担责任。

“学校管理如果到位了，那么就算放孩子们到操场上去活动，发生事故，校方也不需要承担责任。”姚建龙说，为了规避责任而不让学生上操场的做法，实际上有些“掩耳盗铃”的味道，因为学校是否担责的重点在于“是否进行了应有的监护”，而不是学生是否去了操场。

少年庭法官奚少君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她说，在校园伤害案件处理中，教育机构过于强调学生自身原因及事故的不可预见性，忽视了教育管理环节中的瑕疵与疏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