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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取悦学生”，在汪静昕身边也确有实例：有的老师给没吃早饭的学生煮鸡蛋、煮面送到学生宿舍，等等。这种做法在汪静昕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我不是售货员，不需要服务态度好、多卖点货，我只是把应该教的知识教给学生。”

这位副教授说自己“没有野心”，并没有考虑评教授职称。她担心，如果自己一心想评教授，可能就会受评教分数的牵绊而“不敢管学生”。

汪静昕自认为对学生“该尽的心都尽了”，而学生大都是有判断力的成年人，自会判断哪些老师教学负责、哪些老师讲课纯属应付差事，所以她觉得自己也没必要去关注学生怎么打分。

但汪静昕并不是不想知道学生对自己的看法，只是“不想以分数的形式”。她觉得：“人在任何阶段，应该都不想被分数定义吧。”

汪静昕的同事伍媛媛（化名）也有类似的纠结。

伍媛媛发现，打开评教系统页面，自己几乎得不到有价值的信息：写评语的学生寥寥无几，偶尔有评语，也只是“很好”之类的泛泛之谈。有些高校的评教系统上，则根本没有写评语这一项，只允许学生打分。

伍媛媛选择采用其他评教方式获得学生的反馈。刚当老师时，伍媛媛还有些惶恐，担心自己讲不好课，就让学生们在纸条上写下对教学的建议。另外，学院每学期都举办学生座谈会，学生座谈会上的意见也会反馈给任课教师。

评“教”，还是评“关系”？

大二学生范慷（化名）从刚入学起就延续了初中的习惯——给所有任课老师都评“优”。

“反正就是走个形式，大家开心就好。”范慷还记得，初中时同学们填完的教学评估表，先是被搁置在老师办公室里，然后就被当废纸卖了。

上大学后，范慷发现评教手段更先进了：在电子教务系统上点击选项即可。而评教的强制色彩也更突出了：辅导员曾明确告诉大家，如果不参加评教，期末成绩会受影响。

一次偶然的机会，范慷发现任课老师有可能看到哪个学生打了多少分，从那以后，他就更坚定了给所有老师都评优的做法：“说不定这个老师下个学期还给我们上课呢。”范慷不愿意得罪掌握分数“生杀大权”的老师。

“反正老师不为难我，我也不为难老师。”范慷说的“不为难”，指的是任课老师在期末划考试重点、考题不偏、上课时还算宽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