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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二中校长李有毅建议，有能力的学校可以尽量组织校内托管，“但这需要齐全的配套，比如师资。教师是教育的‘最后1公里’，我们既要鼓励有兴趣有意愿的教师去带兴趣班，同时也要在工资上给予倾斜，因为校内托管肯定会占用教师其他工作时间，加重教师的负担和任务。”

马恒燕认为，没有校内托管条件的，如果家长能提供陪伴的话，“还是鼓励把孩子接回家去，家庭比较近的还可以让同龄孩子结伴活动。亲情，友情，是填补‘3点半’空档的最好选择。”

“很多培训班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考试竞争引发家长们的过度焦虑，很多家长把学业成绩优势归因于各种补习与训练，他们以过高的期望、让学生参加各种辅导班、购买大量教辅资料等方式，不惜代价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认为，部分教育培训机构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利用设置灵活、授课多样、宣传广泛，误导并加剧了这种盲目报班的冲动。

因此，戴立益建议推行负面清单，让民非教育培训机构走向规范有序。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通过合力统整，就民非教育培训机构设置、举办者和办学者的从业资格、自由教师身份认定与从教资格考核、盈利收入与有关租借场地的公司分配取利等内容建立负面清单，从源头上遏制和堵住乱办班和乱办学的问题。

“应聚集学校、社会、家庭三方力量，以孩子为中心，着眼于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和个性培养。”马恒燕认为，政府可以提供资金支持，根据各地各校情况因地制宜地通过学校、社区、教育机构共同制定方案，解决这个问题。

（原题为：《“三点半”问题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