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城中学毕业证样本(5)

中国的官学教育在清末学制改革之前，基本上沿袭传统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大类。中央的国子监相当于大学性质，地方的府州县学具有中等教育性质，而城乡的社学、义学之类则是小学教育性质。当时，对于大学、小学之划分是确凿的，对于中学教育这一级则无明确划分；在我国教育史上，是并不作为一个特定教育阶段划入学制系统的。

交城中学鸦片战争后，西方文明输入中国，开始有传教士来华创设学校作为传教的工具。随着教会学校在中国的设立，中国的何子渊、丘逢甲等有识之士纷纷集资或申请政府拨款办设学校。这其中有些学校就具有中学教育的性质，如“八年课程”改革后的京师同文馆、上海的广方言馆和福州的格致书院等。虽然当时学制未立，这些学校也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学校，但作为一种中学教育的萌芽，则有必要对其内部行政组织作一考证。

京师同文馆的建立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时期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62年创办的。初办时是一所单纯的语言学校，直到1869年总教习丁韪良

改革课程，制定“八年课程计划”，同文馆才转变为一所具有中学教育性质的综合性学校。这是我国中学教育的早期萌芽。

由于京师同文馆是由总理衙门所办，故此总理衙门选派了专门大臣来督办此事，负责此事的大臣被称为总管大臣或专管大臣。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日（1867年2月25日）奕?等上书要求派徐继?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他说：“惟查臣衙门前设学习英、法、俄国语言文字馆，均设洋教习一员，专司讲译；此外各设汉教习一员，兼课汉文，令该学生等奉以为师。现在学习天文、算学之员，均系已成之材，汉文无不通晓，汉教习自可不设，但亦必须有群情宗仰之一人，在彼指引开导，庶学者有所禀承，否则该馆只有洋人讲贯，而中国无师表之人，恐来学者竟疑专以洋人为师，俾修弟子之礼，未免因此裹足……惟有臣徐继老成望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拟请旨饬派徐继?作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专稽查而资表率。”所以这时总管大臣的作用一在稽查，一在表率，而表率的作用为重。随着同文馆事务渐繁，奕劻等人又于1889年3月30日上书要求派人专管同文馆事务，于是又有专管大臣之设。

京师同文馆内部事务

同文馆内部事务，则专设提调、帮提调、总办、总教习、教习、付教习等来处理。就提调等人的职责划分而言，初立时，提调相当于现在的校长一职。据奕訢等的《遵议设立同文馆折》所附的章程规定：请设立提调以专责成也。……应即由臣衙门办事司员中挑选满汉各一员，兼充该馆提调，所有馆务责成该员等专心经理。从我们现在对“校长”一职的理解来看，“校长”应该是掌管一切校务的人员。而从《清会典》关于提调及其任务的记载也可以再次证明“提调”相当于“校长”。据载（提调）“常日轮班住馆，朝夕稽查馆事，治其文书……达其条议，……督其训习，……制其膏奖，……记其勤能，……纠其游惰，……典其锓籍，可以说，含盖了一切校务。而毕乃德所著《同文馆考》所言：同文馆馆政，按1862年章程规定，由提调二人主持也再次证明了提调在馆中的地位和职责。另外，从同一时期其它学堂行政领导职责划分来看，提调是学校最高负责人，这见于《长谷川熊太郎与广州同文馆》“同文馆的最高负责人叫做提调”。从这些记载可以确证提调相当于校长。而帮提调则相当于付校长或校长助理，是协助提调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