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高教改革的“两个三十年”(3)

客观地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事业的发展，智力与人才的支持，重要来源就是教育的大发展。因此，对于中国这些年来教育发展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否则，就是一种新的历史虚无主义。但是就人们对于教育的期待而言，就我国高端人才的创造力、科研原创力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与中国教育历经三十几年的高度重视和巨大投入比较而言，人们是不满意的。被人们看作中国最面向世界和未来的生命科学学科，虽然产生出一大批国际性学术论文，但大多数属于跟踪所谓世界学科前沿的，原创性大多不足，因而究其实也就成为跟踪在西方国家庞大的科学大军后面的一支小分队。相反的，真正被世界承认在生物学领域做出原创性贡献的两位中国科学家袁隆平和屠呦呦，都不是刻意去从事跟踪世界和未来的课题，而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立足于解决国家非常实在和具体的需求而取得原创性成果的。

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一旦社会有了新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我认为，这一说法揭示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植根于社会需求的深刻道理，同样也揭示了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互动的深刻道理。这些年来，由于我们的教育淡漠了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都失却其意义与价值的直接感知。时下，为什么发生那么多大、中学生一旦毕业，就大烧其书？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学中青年教师一旦评上高级职称，就倦怠于他们原先所从事的被称作科学研究的工作？原因非常复杂，但他们对于所付出的努力的应有价值产生了怀疑，一定是原因之一。就目前许多高校教师的科研工作而言，大多数选题都属于美其名为面向世界与未来的，究其实只不过是面向文献与书本的，是典型的“从书本中讨生活”的套路。这种科研工作除了满足个人和单位的某些极为功利化的目的外，是不可能对社会发展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从这一维度看，我认为人们在求解“钱学森之问”时，不应该简单地把问题指向所谓培养“兴趣”、空谈“创新性思维”这类纯属主观状态的东西，而应该认真地反思我们忽视和脱离我们脚下这片大地的需求所导致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偏颇，认真地把我们的教育发展引导到立足于我们的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让教育更加自觉地面向我们社会的实际、需求与问题，让我们的科研工作立足于解决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实在发生和提出的问题上，这样，我们就不仅能够使我们的教育和科研成为促进社会不断向上发展的积极性推动因素，也能够不断地从问题的解决与满足社会需求中，凝练出新的问题与课题，从而使教育与科研工作的水平不断提升，也使教育与科研的参与者在这种发展与提升中，不断地升华自身的存在感与价值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