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田野深描：乡间底层孩子的日常抗争(5)

　　少年们对时间表设置不合理的抱怨，事实上并非是真的要在作息时间安排合理与否上展开辩论，其背后实质上是对学校官方支配性时间权力结构表达反抗，反抗表层上是以追求“自由”和“刺激”为目的，但实质上却是在对一套他者化官方规则表达拒斥的同时寻找独立真实的主体性“自我”。

　　对身居农村的底层学校而言，他们清晰地知晓只有在权威性的时间控制上花费更多精力，让底层孩子花更少的时间去玩乐、花更多的时间去读书，才能在城乡同等化的教育筛选轨道和分流体制中不至于被过早地淘汰。然而，少年们对于底层学校管理者这种“良苦用心”的紧凑性时间制度设计充满了主体性的愤怒，他们事实上在用身体行为表达对这种隐性时间控制权力结构愤怒的同时，也加速了自身底层再生产的命运。

　　抗争“空间权威” 摄像头下的剧场表演

　　在笔者对云乡学校六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全班开放式问卷调查中，高达73%的学生在对“你对本校什么最不满意”一问题的回答时，写下了“摄像头”。

　　2013年11月中旬，在县教育局的安排下，云乡学校内安装了8个摄像头。8个摄像头使云乡学校几乎处于完全被监控的全景敞视状态之下，连少年们平时最喜欢待的纯粹私人空间——厕所外围和厨房后边的一块空地也都分别被摄像头24小时监控着。

　　学校对此的公开说法是为了保护师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但私下里张校长会告诉少年们：“这实际上是为了给全校学生形成一种威慑感，告诉你们无论你处在哪里做什么动作，我都能看着你，所以你都必须给我好好学习、不要违规，否则你明白后果。”张校长私下告诉笔者，他打算下一步在每个教室里也安装摄像头，这样就可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公开向少年们宣布：“你们时刻都处于被监控的状态下，所以请诸位好自为之。”

　　学校摄像头的存在已经对少年们的日常行为产生了影响，他们开始警惕自己的行为是否真的处于摄像头监控的范围之内。比如，少年们曾经在厕所外围和厨房后边空地上，随意拿出一支烟点上并彼此传递吸上一口，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区域是学校内绝对的私密空间，老师们很少光临，难以被发现。然而当摄像头安装上以后，少年们的私密空间范围极度萎缩，真正的违规行为被压缩到了厕所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