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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一个原因是学校的上级领导、学校的领导、全体教师、学校员工和全体学生抱着振兴中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思想，努力工作、努力学习，才使学校工作兴旺发达、蒸蒸日上。

当然还有其它原因，这些原因读者自己可以从校史中去探索，我只想就一个原因谈谈我的看法，那就是校训“公能”在蜀光中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很多学校都有校训作为全体师生员工的行为准则，但实际上不一定起什么作用。往往形同虚设。但是蜀光的校训“公能”自提出以来数十年深入人心，历届学生对之印象深刻，其言行深受校训影响。“公能”校训原是老教育家张伯苓于1934年为南开中学规定的，1938年他担任蜀光中学董事会的董事长后，又把“公能”规定为蜀光中学的校训，并由新任校长喻传鉴书写“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八个大字嵌于墙上。校训并不仅是一句口号，喻传鉴校长在他提出的《三年改进计划》（把蜀光初级中学改为完全中学的计划）中具体规定了落实“公能”的一系列措施，包含了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的“公能”训练，这同我们今天讲的全面素质教育在一般理解上确乎没有什么区别。“公能”可以说是对这种素质教育的最扼要的概括，最易于为人们所掌握和理解，最便于人们身体力行。

中国很早就有了把人的素质区分为公德和能力两个方面的做法，《周易·乾》载：“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德”是品德，“业”是业务、事功，即能力。《礼记·礼运》说：“选贤与能”。“贤”是品德好，“能”是业务好、能力强。孔子把人的好品质区别为仁、智、勇，仁是德行，智是理性、智力，勇是品德，也是力量。孔子教人六艺，其内容与今天的德（礼）、智（书、数）、体（射、御）、美（乐）、劳（射、御）相当。后来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师说》）。这三方面就是品德、专业和二者问题的解答。张伯苓提出的校训“公能”正是抓住了人的素质的这两个最基本方面——品德与才能，这是最简洁的概括。张伯苓当然不能以一个中性概念如德、品德作为校训，便以“公”来代表好品德，这也正是抓住了品德的精髓。所谓道德或品德，诚然有对己的问题，但更根本的是对人，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根本就没有道德问题，也就无所谓对己的问题。如何处理公私关系是伦理道德关系的核心，因此，中国传统道德把“公”（把整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的前面）、“仁”（爱人）摆在突出的地位，提倡“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种观点贯彻了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张伯苓是现代民主主义教育家，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们对人的素质的概括表现了高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