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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被视为工业社会的包袱，而不是我们的未来公民——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这导致我们的社会政策挤压了儿童的长远福祉，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远远不足，更别说对家有全职妈妈或全职爸爸的家庭的税收减免了。

跳出“携程亲子园”这一单个事件，值得拷问的有法律制度、公共政策、社会福利、企业机制等等一系列问题，但对个体而言，首要的，也许是有效化解焦虑的个性化方案，还需要更多的破题者的智慧和远见。

文|彭晓芸

(媒体评论员、中山大学哲学系在读博士）

低龄儿童在早教机构、婴幼儿托管所被粗暴管制甚至被虐待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次是携程，是上海，格外引人注目。此刻，最焦虑和恐慌的，就是城市里的家长群体，尤其是有年幼孩子的职业女性妈妈群体，她们与携程受害儿童的母亲们最有共鸣，都是为了工作而把不足三周岁的孩子送进各种托儿所。

人们被震惊了，在中国最国际化的超级一线城市，在大上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那是没钱的城乡结合部儿童才会遭遇的，怎么会发生在知名企业身上和上海这种地方呢。

如果了解了这个所谓“亲子园”的来历，或许就不会太惊诧了。携程办所谓“亲子园”——其实“有子无亲”，就是个幼儿托管中心，这个举措，是企业办社会、企业做后勤的传统思路，意图降低价格，给职工以企业提供福利的良好感觉，也是企业留住人的激励机制的一环。

但是，携程想得太简单了，或者说，我们的社会长期存在这个问题：永远在低估婴幼儿教育行业。幼教行业，尤其是托管性质的托儿所、幼儿园，常常被简化为低端保姆业，能看住娃，能让孩子吃饱睡好就行，重点不在于孩子本身，而是在于为职场女性（职场男性往往被认为无此“后顾”）解决后顾之忧。

孩子，被视为工业社会的包袱，而不是我们的未来公民——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这导致我们的社会政策挤压了儿童的长远福祉，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远远不足，更别说对家有全职妈妈或全职爸爸的家庭的税收减免了。如此一来，整个社会的氛围是什么呢？男性成员协同社会舆论低估婴幼儿养育的智力含量和专业性，女性群体处于“职场—家庭”的两难困境中。

这种两难困境，是我这样从未坐过班的前媒体人所不曾面临的。

由于工作时间弹性很大，在孩子尚小的阶段，我经常一边打字写文章一边看着孩子在身边玩儿，还时不时把带孩子户外活动当工作间隙的放松，即便是做评论工作的负责人，我也时常在家里与同事通过电话、网络沟通选题。这种工作方式，让我得以“自办”一对一VIP托儿所，又不影响本职工作，即所谓的不可能之可能——兼顾孩子与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