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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需要破题的人。

爸爸辞职在家带娃，博士毕业当小学老师，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在58岁的“高龄”去中学教数学，这些，都是破题的建设者。

凯拉韦创办了一个组织，鼓励银行业人士、律师和会计师们将剩余的职业生涯奉献给讲台。在她的专栏中，她写道：“我们这个组织叫Now Teach（现在教书吧），我们力图效仿Teach First（先教书吧），说服那些最聪明的人相信，教书是又酷又崇高的职业，只不过Teach First是鼓励最优秀的毕业生，在投奔麦肯锡(McKinsey)、普华永道(PwC)或高盛(Goldman)之前先去教书，而我们是反过来，想说服那些已经在麦肯锡或别的什么地方度过了一段职业生涯的人改行去教书。”

创办Now Teach的英国金融时报前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网络上流传出来的视频显示，舆论汹涌，家长群情激愤，恨不得对那个虐童的保育员千刀万剐。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知道，幼师专业的生源是什么样的？有调查显示，幼师专业录取分数极低，一般都是考不上高中、读不了大学的农村姑娘的选择，她们多数并不是因为热爱这个职业，仅仅是谋生的方便。更别提携程事件中，那个被定性为“保洁员”的“临时工”是什么资历背景了。

某种程度上，携程也想“破题”，但搞砸了。

原因何在？恐怕在于观念并未更新，而是机关大院时代计划经济的回归，这种企业办社会的回归试验是失败的。通过办社会搞后勤的“服务”，企业全方位占领低龄儿童家长职工的时间，这个思路是工业化生产的效率追求，却未必是具有人文关怀的。

这些被虐的孩子很多才十几个月，还不到两周岁，本来不是上幼儿园的年龄，但效率至上的社会发明了提前把年幼孩子塞进去的幼儿托管服务，美其名曰“亲子园”，但低龄阶段是亲子关系的敏感期等等人文价值，并未被充分纳入考量。

如果是桑德伯格这样彪悍的女性高管，也许会极力争取办公室里的育婴室，甚至是争取员工带着低龄孩子上班。但在中国社会，很多人会说：不可能！哭哭闹闹影响工作效率。

除了上班的“刚需”而不得不把孩子送去托管，还有一部分家庭，则是因为养育的焦虑而早早地把孩子送去早教机构，似乎不花这个钱，心就不安，总觉得精致的养育需要专业的机构，自己是个不称职的“普通妈妈”，一个不懂带娃的事业型父亲。这一类家庭，成为价格不菲的早教机构的客户。

于是，在幼儿教育这个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两条平行的线索：一种是为了维持工作而把孩子送去托管的，这个需求要的是“性价比”，孩子上托管的费用不能高于父母任意一方的工资；另一种则是消费型需求，不在孩子身上花点钱觉得对不住孩子的，家里已有全职妈妈或全职爸爸带孩子，但总觉得自己不够“专业”，时不时要去早教机构“受点虐”，被早教机构胡里花哨的概念所迷惑，在孩子几个月时就迫不及待地要进行“教育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