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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翁办学，由此形成了深厚的石室文化积淀和丰富的教育理论，如“非教无以保富庶，非待富庶而后议教”、“教以尚德为先”、“诱进”等等。这些观点和理论，延及后世，成为我国教育优良传统和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第四，虽时移世易或胜衰起伏，石室在原址办学二千余年（即现在的四川省成都石室中学），历代地方政府均高度重视，大力支持，石室得以长盛不衰，为世所罕见。

1896年，张之洞任四川总督，从石室中析出“尊经书院”，是为四川大学。1904年，岑春煊出任学校总理，校名也由当时的“成都府师范学堂”改为成都府中学堂。这是石室教育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这次改革，从学制、学习内容、教材使用、教师选择等方面都有重大变革，尤其以学生学习内容的改革为最，即由以前的《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变革为学习现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其办学格局亦更接近现在中学的格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到先进的科学、民主的影响，这为后来四十年代学生运动在石室的兴起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应该说，改办新学是石室办学者“因时应事”，顺应时代发展的重大举措。

从1904年开办新学到1949年建国前，四十多年间，社会变异频繁，文翁石室虽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但这段时期也是学校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成都府中学堂的开办，吸引了四川各地的学生，人才荟萃，郭开贞（沫若）、曾琦、王光祈、周太玄、李劼人、贺麟等先后就读于此；一方面，教师中人才济济。历史上，一代名师刘豫波、何其芳、曹葆华等曾掌教于此，可谓群星璀璨。同时学校经费来源较为稳定，兴建校舍，充实设备，礼聘名师，废旧学制，开办新制初中，继而新制高中开班授课，课程内容丰富，学校面貌一新。迄至四十年代，石室以教学水平高、管理严格而著称。1948年，国民政府认定学校为“全国重点中学”。

中共建政后到改革开放前，学校先后使用过川西石室中学（1950年1月）；四川省成都第四中学（1952年9月）等校名；先后有董育才、黄大州、周孟璞、张联华、赵霁云、王侃等先生担任过成都四中（现石室中学）校长或主持学校工作。

这一时期，在各位校长带领下，石室中学模范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全校教职工同心同德，完成重点中学肩负的任务，在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教育、教学规律，培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层次人才后备力量，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积累了可贵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成就。1959年，学校被评为成都市文化教育系统先进单位；1960年，被评为全国文化教育系统先进集体。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50—77年），为国家培养学生14715人（1950年仅61人）。“爱祖国，爱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理，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荣”。文翁石室优良的学风和光荣传统在这一时期相沿以进，发扬光大，学校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至今石室的继任者对石室教育史上辉煌的这一段都深深铭记，并以此为激励，发扬石室精神，争创一流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