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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过程的急剧变化和人们对于极左路线，包括极左教育路线的批判的深入，教育被视为重灾区而受到严厉的审查。在这一过程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思想本身虽然没有受到过多的批评，但是人们对于它的实现方式，还是有不少消极的说法。也许就是因此之故，这一教育理念至少受到了冷遇。后来，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攀登科学高峰几乎成为学界的最强音。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邓小平为景山学校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开始被广泛地宣传，并被看作“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对教育战线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教育发展方向”。实际上这是新中国教育理念的一次重大更新。

应该说，在中国教育被要求适应和服务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事业后的某个时段，以适当的方式，强调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很有必要的。两者本来应该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但是当它被上升为对于整个教育的指导性理念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中国的教育是否需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为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这个理念在强调“三个面向”时，极大地弱化甚至失却了中国教育最必须实实在在面向自己脚下的这块多情土地的维度。因为中国教育要解决的问题，有些根本就是中国非常特殊的国情、地情的状况所决定的，有时它不仅不是世界的，不是未来的，甚至也与现代化没有太多关系。一个国家教育要达成良性发展，必须合理地处理好与本土教育经验的关系。因此，历史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现在与未来都应该成为国家教育发展必须认真平衡而不可偏颇的基本维度。

从这三十年来的教育实际进程看，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都很认真地贯彻落实“三个面向”的精神，以各种方式，力求与世界接轨，与未来携手去实现现代化。我们从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得知，为了加快教材方面与世界接轨，政府拨付紧缺的外汇进口大、中、小学的教科书。由此，我们看到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差距。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步入正轨，中国就以政府公派的方式，主要向西方国家，尤其是向美、加和欧洲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这一大潮持续到今天，出国留学已经是以自费为主了，公派力度也不断持续加大。留学的层级，既有普通高等教育，也有职业性高等教育，还有规模不太小的基础教育。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也派出大量党政干部赴欧美大学接受培训。这种蔚为大观的留学潮，成就了中国作为世界留学生派出第一大国的地位。欧美各国一些大学还借助中国政府的教育开放政策，在中国设立分校或校区。在大学之间的科研合作方面，中国大学通过这些年不断派出和回收的留学人员，积累了与欧美国家大学的丰富人脉，并开展了有一定深度的科研合作。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对于欧美国家大学的科研，是跟踪得很紧的，这也许就被看成教育面向世界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中国的教育从来也没有过今天如此的开放和与世界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