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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早上醒来之后的第一反应也是拿起手机，课间会刷，遇到不喜欢的课，有时会看上几乎一节课。“感觉自从有了手机之后，都没有阅读的耐心了。”在上大学前，方庆乔曾给自己设定过每周一本书的目标，“可惜从没实现过。”

　　2012年，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原院长、博士生导师芮必峰发微博称，规定研究生3年读100本书才算及格，300本则是优秀。这个规定曾在网上引起争议。有网友评论说，“这是让学生翻书还是看书？”

　　芮必峰则对这些质疑声不以为然，他当时回应称，他算了一下，是3.6天一本书。一天8小时睡觉、2小时吃饭，研究生上半天课4个小时，剩下10个小时刨掉两小时上网、谈恋爱的时间，还剩8小时。3.6天就有30个小时，20万字的书读下来没有问题。

大学生的理想空间不该被现实挤压

　　“在我们那个年代什么也没有，能够接触到的媒介只有书。”芮必峰清楚地记得，自己进入大学时，安徽大学图书馆馆藏有限，许多经典读本成了当时学生们争相借阅的宝贝。

　　某天晚上，现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陆林从父亲的朋友手中借到了一本司汤达的名作《红与黑》，芮必峰便赶忙借来，并约定好第二天下午就要还。他算了算时间，便和其余6个室友约好，每人只能看两个小时。满两个小时后无论如何都要传给下一个人，他们晚上通宵达旦地在路灯下读完了书，一直到次日下午两点。

　　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刘运峰同样感慨，1983～1987年自己在南开大学读本科，学校给每人发放4张借书证，每张借书证只能借一本图书。而只能外借4本书根本满足不了同学们的阅读需求，他们只能尽量多地在图书馆内阅读，“所以，如果不在开馆之前就排队占座，基本很难抢到位置。”

　　刘运峰说，那时候如果有人在寝室里待着“是一件非常让人看不起的事，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会被人认为不求上进。”

　　2015年6月30日，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525名在校大学生开展了一项调查，覆盖了27个省（区、市）。调查结果显示，从去年6月至今年6月，除去教辅书籍，37.15%的大学生阅读图书量低于5本，其中6.13%的人课外阅读量为0。

　　而第十二次中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量为7.78本。

　　芮必峰在采访中直言，“我有切肤之痛，现在考上来的学生，一些基本上只读教科书，课外的、真正的经典读得太少，这是现在所有学生的通病。”

　　芮必峰还认为，这与应试考试制度和社会环境有关，“整个机制太急功好利，只训练如何应试。”同时，他觉得，现在大学生的理想空间被现实挤压，陷入阶段性的混乱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