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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能会低估管理者的工作量、工作复杂性和难度，也会高估管理者的个人能力和特权。”或许，教师对高校运作和管理时常抱有微词的原因就在此。如果让教师过一次领导的瘾，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呢？

从教授到教务长的换位思考

2003年夏天，琳达·A.麦克米林教授将自己的私人物品从美国萨斯克汉那大学历史系办公室里搬了出来，安置在了教务长的套间里。虽然她仍偶尔上课，但成为教务长让她第一次感受到完全不同的工作节奏，她感觉自己的脑中时时刻刻充满忧虑，体会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当上教务长的第一个月，她感觉“压力山大”，因为她要对各种人和各种事情负责，她要做的决定小到“新办公桌选什么颜色”，大到“今年的教师发展经费如何分配”“在什么情况下要开除某名学生或是工作人员”。她开始理解，高校管理者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不容易，鉴于资源有限，他们不得不从众多好想法中取舍。

“教师是生产线，管理者是天花板。”看上去这句比喻有些难懂，但在教务长的位置上坐了近8年的麦克米林解释说，管理者的工作就是低调地让电灯紧紧吸在天花板上，付清电费账单，避开潜在的危机，让教师能够全神贯注于学生身上。管理者尽量不去干涉教学，因为教授们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麦克米林指出，由于教师往往不了解管理工作的难处，他们会对他们看不到或者不理解之处作出一些不合理的假设，导致误解和问题，比如教师可能会低估管理者的工作量、工作复杂性和难度，也会高估管理者的个人能力和特权。

庞大机器的螺丝钉

在高校中，教师并不是没有渠道参与管理工作，作为教师代表加入委员会就是其中一种途径。本文作者采访了加拿大圣文森特山大学教育学副教授王虹。她告诉本文作者，教师在高校中的任务绝不只是教学和科研，就算是普通教师，也能通过委员会机制“插手”学校管理工作。“根据我的观察，我们学校的教师分配40%的精力给教学，因为我们一年要开5门课程。分配40%的精力做研究，还有20%的精力用于参加各种各样的委员会。”

王虹教授透露，自她2006年来到圣文森特山大学任教以来，加入的各类委员会较多，从校级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出版物委员会到有关终身教职审核的委员会、教师招聘委员会，甚至是图书馆委员会都留下了她的身影。每年参加2~3个校级委员会，1~2个系内委员会成为王虹教授的习惯。她强调，成为委员会的成员是志愿性质的、零报酬的劳动。曾经在国内某“211”院校任教的她认为，一些在国内高校中属于系主任或院长们的事情，在国外，教师可以通过不同委员会发出更多的声音，就像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群策群力地为学校管理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