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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大广东通志馆的藏书量位列全国第二。饶宗颐先生曾说过，那段时间他几乎将馆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过，印象深刻。跟随饶宗颐30多年的学生、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高级研究员郑炜明曾介绍，在中大编纂地方志的这段经历，对于饶宗颐后来学问多面开花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1939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前往云南途中因病滞留香港。

1979年后，饶先生多次重返中山大学，并受聘为中山大学中华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和中大首任荣誉教授。

饶先生一直关心中山大学的发展，中大校园不少建筑都留下了他的墨宝，比如陈寅恪故居匾额，以及丰盛堂内手书“芙蕖自洁、兰若自芳”，还有为中山大学八十周年校庆题写的“岭学辉光，开来继往”等。

2014年11月3日，中山大学将“陈寅恪奖”颁给饶宗颐先生，当时饶先生谦逊地说：“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中山大学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根柢，加上西方治学门径，是饶先生通往学术殿堂的‘秘钥’”。陈伟武认为，更可贵的是，饶宗颐治学的立足点很高，又从不盲目崇信前辈学者的论断。

20 15年4月2日，“中山大学饶宗颐研究院”挂牌成立，期颐之龄的饶宗颐教授专程自香港莅临广州增城，出席揭幕典礼。

陈伟武说，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已相继成立20多家“饶学”研究机构。在他看来，饶宗颐有着特殊家庭背景、特殊经历与惊人天赋，他用学术滋养艺术，又用艺术反哺学问，互相促进发展。“他的个人成就是不可复制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饶先生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为学术发展的影响还将不断凸显”。

突破王国维理论，提出三重证据法

“我曾在饶宗颐先生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对我的治学研究影响很大。”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曾宪通回忆道。

1979年9月，饶宗颐应中山大学之邀，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此后与内地学者交流渐频。

昨日，曾宪通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说，1981年10月至1983年12月，他赴香港中文大学任中国文化研究所访问副研究员，与饶宗颐合作研究楚地出土文献，合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和《楚帛书》三部著作。前两部被誉为研究秦简日书及振兴中国钟律学的奠基之作，后一种则是楚帛书出土40年来最新成果的汇集和全面总结，对推动楚帛书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他回忆，当时陪同饶宗颐先生历时3个月踏访了14个省市，参观了33座博物馆，接触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资料。

曾宪通认为，饶宗颐先生在学术上最大贡献之一是，他提出“出土物品之文字记录，其为直接史料，价值更高，尤应强调它的重要性”。曾宪通说，“根据出土的文物进行研究，是对古史研究的重建，这是21世纪新文艺复兴的重要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