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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把孩子们从小花园里赶到书桌前，强迫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刷题时，也许我们没有想到，在“高压政策”下，孩子们失去的不仅仅是玩耍的时间，放松的心情，还有对科学的直觉，对创新的直觉。

当我们认为各种书籍和辅导班是孩子们的好朋友时，我们忽视了自然才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正是在自然中，孩子们可以获得好奇心、求知欲和创造力，这才是科学研究和未来孩子们社会生存中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使他们终身受益的能力。

“中国创新的存量快用完了。”上海天文台研究员、天体物理研究室主任袁峰说。

袁峰所说的创新存量，就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基础科研基础上形成的互联网、新材料、生物医疗等一批科技成果，正是当时的中国把握住了机会，在跟进美国等发达国家中不断缩小差距。那么面对下一轮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新的基础科学研究，我们还有多少现成的存量可以利用？　作为上海天文台的博士生导师，袁峰一面感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一面又为未来担忧。

就自己所从事的天体物理这一学科来看，报考基础科学研究的学生数量远远不如经济、金融等热门专业多，袁峰说，像他这样的博士生导师能在2个录取的学生中挑1个，已经是业内非常好的水平，即便如此，还总感觉招进来的学生在大局观和主动解决问题等方面，不如过去的学生。

中国学生普遍缺乏创新性，与幼时的教育有关。从自身经历和多年看优秀科学家传记中，袁峰发现，幼年时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美好记忆，是许多科学家走上科学道路的原因，这种经历不仅会促发探索自然的动机，而且会培养一种“科学的直觉”，在错综复杂的信息中，找到接近成功的那条路。

科学的兴趣从何而来？

袁峰出生在山东泰安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就对物理有着超出常人的直觉。他能像看小说一样，在暑期看完下学期的物理课本，能猜出物理老师下一句要说什么。在进大学物理系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中，大学老师们选用了一套难度很高的国际物理竞赛题，想“测试一下这届学生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70多人，只有个别学生及格，而袁峰考了90多分。

但袁峰的求学经历并不艰苦，甚至与苦这个词都不搭边，他有大量时间看课外书、打篮球，还有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袁峰成长过程中，1981年诺贝尔奖得主、亚洲第一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福井谦一对他影响很大，在看完了福井谦一写的　《学问的创造》　后，袁峰一度还转到了化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