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不是促进教育消费的根本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健康、养老、旅游等既满足人民生活质量改善需求，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社会创造力增强的服务消费迅速增长。“十三五”时期，教育消费也是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但是，在促进教育消费渐成共识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担忧。比如，“教育是智力投资而不是消费”“提‘教育消费’会不会损及教育的公益性”“提‘教育消费’会不会将教育放手交给市场甚至完全民营化”，就代表了或多或少存在的“教育消费的说法，是变相提教育产业化”的观点。对于这些观点，有必要加以辨析。

首先，教育具有投资性和消费性的双重特性。一般而言，公共教育支出更多被看成是一种投资，而私人支出则具有多重性质。从私人支出所折射的家庭行为意向看，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有所不同。据全球绩效管理公司尼尔森（Nielsen）2013-2015年发表的《中国消费者信心报告和消费意愿报告》显示，近两年来，我国消费者信心和消费意愿渐显强劲，其中，教育产品（和服务）因其投入收益率优势和素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传统，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消费选择。我国家庭可支配收入用于教育消费的比例高达7%（美国、日本同比为2%和1.9%），子女的教育消费已经占普通家庭闲钱消费的前3项。

其次，提“教育消费”会不会损及教育的公益性呢？恰恰相反，挖掘教育的消费潜力就是要充分发挥教育的巨大外部效益，通过健全完善教育体制机制，坚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续方向，尽最大可能地全面满足人民的多样化教育需求。要调整各类扭曲的教育政策和制度安排，进一步凸显育人为本，准确把握教育服务兼具生产性和生活性的混合特征，更加尊重国家发展对教育的战略需求、更体现学生成长发展对教育的个性需求，这是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在新形势下的完善和深化，绝不是削弱公益性。以往有些忽视不同于物质生产领域的教育内在规律的做法，有些漠视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的行为，都需要从契合消费需求特点上加以矫正。

再次，有效实现教育消费，需要政府和市场合力创新教育服务供给方式。教育消费存在着“需求旺盛与消费选择不足”并存的矛盾局面。因此，要合理区分基本与非基本的公共教育服务，政府重在保基本，如在加强义务教育和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教育转移支付等方面强化政府责任，提高基本的教育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同时，非基本的公共教育服务主要由市场提供，鼓励社会力量提供个性化多样化教育服务。全面放宽民间资本市场准入，降低准入门槛，大力拓宽教育投融资渠道，从“单一的政府办学”转变为“全社会兴教办学”。扭转长期以来教育投资不足、教育消费发展滞后的局面，最大限度地把社会资源吸纳、配置到教育领域，提高教育投资和教育消费的综合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