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北京“赶”出去的孩子去哪上学了(18)

林宝对此表示赞同。他将这种分流方法形容为“去皮毛”，收效不会太大，因为大部分所谓的低端产业和就业人口，是北京产业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很难分割。他认为，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割肉”：依靠顶层设计，将某一条块的城市功能自上而下疏导出北京，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顶端、部门和低端产业同时分流。以医疗为例，据统计，每年来京治病的人数就高达3000多万。

“更重要的是，北京人口调控不应只盯着外来人口。”林宝补充说：“比如，北京户籍人口结构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高达21.2%，而外来人口中，16至59岁年龄人口高达90%，如何协调好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矛盾，是北京人口调控需要综合考虑的问题。”

政策可能无法立杆见影地改变北京的人口数量，却立杆见影地改变了这些家庭的生活。

11月的一个周末，33岁的吴丹正在家里给儿子炖排骨。她在北京东三环上班，六岁的儿子在固安八中上小学一年级。为了兼顾工作和孩子上学，她在固安买了房子，同时在北京另外租了一处房子。平时，孩子住在学校，她住在北京；每周五，她开车回固安的家，全家一起过周末，周一再起早赶回北京。

开学两个多月后，她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每周穿梭两地的生活，每次往返100公里。“开车也就一个小时，还是挺方便的。”她一边翻炒着锅里的排骨一边说，“就算是完全在北京城区生活，通勤时间也得一个小时左右。”

吴丹仅是固安八中众多“北京-固安”双城生活家庭中的一员。据八中校方统计，这样的家庭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