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毕业证样本(8)

中西兼容

第三，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立足于中国文化，实行中西兼容、雅俗并包的路线。北京大学的艺术教育有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这是一百年来一以贯之的，而且是所有在北京大学从事艺术教育的学者和艺术家的思想中十分明确、十分自觉的。 宗白华先生是后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的，但是他1921年从德国写回的一封信却可以代表当时在北大从事艺术教育的学者们的共同的思想。 宗先生在信中说：“我以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来了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在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譬如中国的画，在世界中独辟蹊径，比较西洋画，其价值不易论定，到欧后才觉得。”“我实在极尊崇西洋的学术艺术，不过不复敢藐视中国的文化罢了。并且主张中国以后的文化发展，还是极力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不专门模仿，模仿的东西是没有创造的结果的。”（《宗白华全集》第1卷第321页） 宗先生在西方文化的照射下，更加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的价值和光彩。这并不是不要学习西方，但是决不能把模仿代替自己的创造，不能把照搬照抄西方文化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我想，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而且21世纪的历史还将继续证明， 宗先生这些论断和主张是正确的，是充满智慧的。特别宗先生说的“极力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这句话，包含着深刻的真理。

北大的艺术教育有着很浓的中国文化的色彩。王心葵先生由章太炎先生推荐到北大教古琴，开创了古琴教学进高等学校的先例。 吴梅 先生、许之衡先生先后在北大讲授昆曲，又开创昆曲教学进高等学校的先例，被当时上海的报纸称为破天荒的大事。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艺术家，多数都曾赴欧洲、日本留学，但他们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有鲜明的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和色彩。如萧友梅先生，他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组织15人的管弦乐队，他自己任指挥，不仅演奏贝多芬的第五、第六交响曲，同时也演奏他自己创作的富有中国韵味的《新霓裳羽衣曲》。他创作的《春江花月夜》等歌曲以及大提琴曲《秋思》，也都富有中国文化的韵味。

立足于中国文化，同时又实行中西兼容，雅俗并包，这是北京大学艺术研究和艺术教育的传统。从理论研究的层面说，北大的学者从来就是走的中西兼容（中西交融）、雅俗并包的路线。例如朱光潜先生，他一生化很大力气翻译和介绍西方美学，他翻译了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歌德谈话录》、莱辛《拉奥孔》、黑格尔《美学》（三大卷、四大册）、维柯《新科学》，这些都是西方美学的经典著作。同时，他又对中国美学有极其深入的研究。他的《诗论》就是一部研究中国诗学的著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宗白华先生也是如此。他翻译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对歌德作了非常独到的阐释，同时，他对中国哲学、中国美学、中国艺术有极为深刻的研究。这是中西兼容。还有是雅俗并包，既重视古琴、昆曲、交响乐这样的高雅艺术，也非常重视研究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北大早在1918年就开始征集歌谣，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等人都参与此事。1920年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并出版《歌谣周刊》。到1926年已收集歌谣13000多首，并由顾颉刚等人成书（《吴歌集》、《北京歌谣》、《河北歌谣》、《山歌一千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