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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职能部门责任归属不明显，监管治理难度大。校外托管机构的属性是什么？究竟是到工商部门登记为个体工商户或企业，还是由教育部门审批许可并到民政局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到底是按照“谁许可谁监管”的原则加强管理，还是根据“谁主管谁监管”的要求落实责任？这些问题不仅在制度层面长期悬而未决，而且工商、教育、食药监、消防、民政等部门对于如何履行职责和齐抓共管、进一步规范校外托管秩序，在思想认识上也存在很大分歧。例如，市教育部门认为，课后托管是社会行为，政府不应背上这包袱；市工商部门认为，按照先“照”后“证”改革要求，后续监管应由发“证”的职能部门负责；而市消防、食药监等部门认为，按现行的法律政策规定，开设在居民住宅楼内的托管机构均达不到准入门槛，不符合发“证”条件，不可能发“证”，也就不可能对其实行监管。这种相关部门职能交叉重叠，监管职责厘不清的问题，是导致无证无照托管遍地开花，无人监管的主要原因之一。

声音

民进广州市委副主委江东：

多渠道解决托管问题

2018年1月10日，《南方都市报》2018年两会专版焦点栏目关注民进广州市委员会集体提案提出的解决中小学生托管难题的建议。民进广州市委员会提交集体提案《全面开展学校课后服务解决中小学生托管难题》，呼吁政府部门厘清责任和权力，才能使政策落地，使群众真正获得实惠。

南都记者昨天采访了民进广州市委副主委江东，就学生课后托管问题进行了剖析，江东主张，多种渠道解决托管问题，受现实条件所限，解决校外托管远比校内托管复杂。

近九万学生参加校外托管

民进广州市委员会就广州中小学生的托管情况进行了详细调研。目前广州中小学放学时间最早是下午三四点，晚一些也不过是下午四五点，孩子课后托管的需求持续增长。据统计，全市1037所小学、86.1万名小学生中，共有8 .9万余名小学生参加校外托管。

“校外托管机构普遍处于经营无证照、收费无标准、管理无规范、监管无依据的放任状况。”江东表示，尽管校外托管存在以上诸多问题，但由于没有其他课后服务可以选择，出现了家长虽然不放心却又无可奈何，政府希望规范管理却又不能一概取缔的两难现象。提案建议，应当将学校课后服务、学生弹性放学列入政府民生工程。把课后服务工作纳入学校考评体系，要明确课后开展体育美育等培训能否收费、由哪些部门收费及收费标准。

“目前，校外托管存在着‘合法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江东称，校外办托管有一些前置条件，如消防要过关，必须要有两个通道；食品安全要办卫生许可证，这些都制约了很多在居民楼内开办的托管机构无法做到规范，“这也是解决校外托管远比校内托管要复杂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