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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人社部原副部长杨志明曾坦言，大学生就业难、高端制造业招工难的“两难”结构性矛盾，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常态。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学者孙诚曾撰文表示，上述“两难”现状，体现了“高等教育人才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在人才培养规格上的错位”，“其制度性根源来自现有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上世纪90年代末，许多技术类学院纷纷升级为综合性大学。大学扩招后，综合性大学的数量上升幅度最大，由仅占7%上升至23.7%。当时，新建的本科和专科学校，大多发展成办学成本较低的应用性文科学校，但高端制造业需求日亟的技术人才短缺问题仍未解决。

对此，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以答记者问的形式坦言，“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并向普及化发展，但高等教育结构性矛盾突出，同质化倾向严重”。该负责人还称，“转型改革”将“不是‘挂牌’、更名或升格”，还需解决 “顶层设计不够、改革动力不足、体制束缚太多” 等问题。

多位关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专家认为，“转型改革”将是一场事关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结构性调整的改革。

田志磊表示，“转型改革”将打破原有的一些结构，使教育资源往更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集中。胡建波亦在前述研讨会上表示，中国高等学校将由学术型为主，向研究型和应用技术型两大类型并行发展转移。这将深刻改变中国整个高等教育的格局，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一次重要的历史性机遇。

转型靠激励 扩大高校自主权

考察当下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结构就能发现， “转型改革”的阻碍有其历史惯性。田志磊解释，一些地方高校是在此前的“专升本”过程中，花费很大精力才摆脱了“职业教育”的标签，从而在教育体制中，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资源。尤其是在当下，职业教育的总体声誉尚未提升，如果再次转型为应用型本科学校，校方也许会担心，学校声誉又受影响。

面对转型的阻力，上述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表示，《意见》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激励措施：一是落实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二是加大对改革试点的支持力度；三是加大对改革试点的经费支持。

具体而言，在扩大自主权方面，《意见》称，“要把地方高校转型发展作为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在考试招生、专业设置、职称评定、教师聘用等方面给予试点高校更大的自主权，提高学校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力资源市场变化的能力，促进高校主动融入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