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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此前高校合并时，主要凭借了两项措施，一个是承诺将学校升级，另外是给项目、给钱。“按我们现有的体制，这样办事是最方便、最能够短期内见效的”。但他担心，这种转型“是被动地转”，而非由市场主导的、或是依据学校自主判断做成的转型。

引导学校转型和扩大办学自主权之间的另外一组潜在矛盾是，现行的高校管理体制和评价体制本身尚存在问题。储朝晖就认为，“如果体制灵活了，职业教育应用型大学有更多自主性。它们怎么发展就是它们的事，由政府来讲它们需要怎么转型，就是不必要的干预”。

对此，储朝晖表示，职业教育的主体原本应该是产业，但实际情况却是行政部门主导。“正常状态下，政府直接办的职业教育是少数，主要应该是企业和民间办的”。但现在民办职业学校艰难度日，甚至纷纷倒闭的背影因素有两个：一是整个社会对普通教育学历的“盲目崇拜”；二是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在各类政策上，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落地还需因地制宜

由于“转型改革”的主体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意见》指出，转型的责任在地方。要充分发挥省级政府统筹权，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整体布局结构，制定转型发展的实施方案。

上述教育部发展规划司负责人表示，转型须“从各地各校实际出发，积极稳妥推进转型发展改革，不搞一阵风，不搞一刀切”。

田志磊认为，日后政策在各地落实之际，相关的资金支持，还需根据不同省份的情况因地制宜。他认为，“有的省份会做的不错，某些地方政府觉得职业教育更有价值”。他举例称，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相关负责人曾告诉他，当地政府对他们的支持，比对温州大学的支持还大。

田志磊认为，相关部门不久后即会出台配套政策，促其落地，“因为这会是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