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家庭教育焦虑：如何不让我的孩子落后于人(2)

张良和妻子都曾是“县城少年”，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也在印证教育的作用，张良读的是地方普通专科学校，在北京打拼15年，依然没有北京户口，妻子名校研究生毕业后即落户北京。

如果说他们是第一代“移民”，那么孩子一出生便拥有的北京户口，起点便不同，这也意味着未来的路刚刚开始。

张良把2006年在北京买的第一套房子抵押给银行，并办理“个人消费贷款”60万元，还“掏空”自己和父母的积蓄60万元，又跟朋友借了60万元，作为首付款并办理了第二套房子的按揭贷款。

单位所在的行业整体不景气，这两年张良的收入不升反降，2017年全年薪资收入比四年前缩水至少三分之一，现在他每月仅银行的还款，就占家庭月收入的40％多。“孩子以后就近入学的小学，其实也不算东城区的好学校，主要是初中还可以，现在买学区房看小学只是第一步，初中更重要。”对张良来说，向东城区前进的150米使他的焦虑稍有缓解。

和张良相似，“学区房”是目前中产阶层教育焦虑的初步指向，它本身具备优质教育资源和城市房产双重稀缺的特征，也是中产阶层突破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不均衡，实现“教育自救”的第一道缝隙。

新中国建立初期全面移植前苏联的发展模式，政府逐渐形成集中力量提高部分中小学办学质量，为高等教育快速输送人才，推动实现工业化的投入模式。1952年，政务院颁布的《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是代表公办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学校”制度化的开始。

1978年，教育部制定《关于办好一批重点中小学的试行方案》，在经费投入、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来源等方面向重点学校倾斜，形成各级公办基础教育体系中，都有少数重点学校的基本格局。

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为促进教育公平，该法案首次提出“就近入学”原则，结果之一却是将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区域化——从城乡、城市、地区之间的“泛地域差异”，细化到城市内部的“微差异”。

尽管2006年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中明确规定“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但此时“就近入学原则”与“强者愈强”的重点学校共同构筑的、具有“马太效应”特征的基础教育框架已经形成。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中产阶层前所未有地膨胀起来，与之前的贫富差距很小的社会扁平化状态有明显的差别，家庭一旦有了财富积累，总会希望把这种优势传递给下一代。”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熊易寒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