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家庭教育焦虑：如何不让我的孩子落后于人(5)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基础教育“学区制改革”——“试行学区制和九年一贯对口招生”。近年来，不少地区在推进此项改革，以北京为例，其主要特征是重新划分学区，教育管理部门下辖“学区管理中心”（可具有法人资格），对学区内的中小学校进行集团化管理，内部协调重点和普通学校的资源，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实现公办优质资源的均衡化。

“民办学校的发展最初是因为政府经费在教育领域投入不足，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大大缓解了。”翟静丽说。

民办学校腾挪的空间也在缩小，今年9月1日施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给民办学校画了一个清晰的“圈”——义务教育阶段不得兴办盈利性学校，给已有的市场空间明确了“壁垒”。

政府在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化和公平性的同时，并没有给对教育有更高需求的中产阶层预留足够的空间。但没有“强自主权”和充分的市场竞争的土壤，进一步创新很难生长出来。

“公办学校自主空间很小，课程设置、教材选择、学时安排，都有明确的规定，无法个性化发展。”翟静丽说。在她看来，教育应该鼓励多样性的探索，她介绍说，2000年左右美国发生了拆大变小的小学校运动，主张学校规模变小到400人以内，最好200人左右，学校数量增多，并且要想办法办出特色来吸引学生，家长的选择权也同时增加。

不过，翟静丽说，“有些民办学校之所以受追捧，主要还是由于其升学方面的优势，也是应试教育的结果，它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整个外围的环境的影响。”

李蕙许给孩子的“快乐童年”也即将告结，2017年她的孩子开始读初中预备班（上海学制，小学五年，初中四年，第一年为预备班），周末两天的休息时间，都排上了语文、数学的辅导班。

学校老师开始反复强调“跑分系统”：年级前60名-80名可能进入市重点高中，前80名-150名有望进入区重点高中，出了年级前60％，只能读职业高中。这也是学校和家长之间的“约定”：虽然民办学校有时意味着相对宽松的环境，但不能放弃对高升学率的追求。

“超级奶爸”的选择

“我就是现有教育体系的牺牲品。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既得利益者。” 家住深圳的荣路明说。

如果说张良购买学区房，通过财富与教育的合流与增值配置来实现初步的“教育自救”，李蕙的指向是民办教育的市场，荣路明的方向和他们又有不同，他用自己的行动，绘出一条疏离现有教育体系的曲径。为此，他付出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