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家庭教育焦虑：如何不让我的孩子落后于人(3)

在熊易寒看来，公众对中产阶层的认知有误差，中产并不一定意味着“富裕”，这是一个庞大且内部还有明显区分的阶层，中层、中下层的不安全感更加突出——净资产不高、可支配收入不是很多，仍需努力工作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随时落入下层或者底层的可能。

熊易寒认为，如果财富足够保证自己或者后代拥有没有危机感的生活，那就不是中产阶层了。现在普遍焦虑的问题是，大家都要做中产甚至富裕阶层，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上层变得越来越尖，竞争越来越激烈。民众既对阶层固化非常敏感，却无法接受正常的阶层间流动——有上升必然有跌落。

学区房市场的夹缝，给了中产阶层相对公平和自由的选择，通过这条渠道可以突破曾经与公办优质学校纠缠的各种不平等现象，教育和资产的双重回报也显得异常丰厚。

重返“跑分系统”

有回报必然要付出，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核心城市住宅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双重稀缺，让价格要素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

与张良相比，家在上海的李蕙（化名）运气既“好”又“坏”。

2004年，她的孩子出生，为了寻求更好的公办学校，她在上海闵行区购买了学区房，尽管比周边房价高出20％，但也只有4900元/平方米，如今这片区域的房子单价已经超过5万元/平方米，就资产增值而言，她的先发优势非常明显。

从孩子的教育来看，这次投资却没有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公办学校抓得严，早上7点30分到校，我们的孩子动作可能慢一些，下午放学后做作业总会弄到晚上10点左右、甚至11点。”李蕙说。

纠结到孩子读三年级时，李蕙和丈夫终于做了决定，他们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就为他选择了一所位于浦东的民办学校。

“校长的理念打动了我们，大意是小学期间应该给孩子们更多空间，初中再主要抓学习成绩。”李蕙说。为了让孩子就读这所寄宿制民办学校，她需要支付每年4万元的学费，这与上海一些知名的民办学校、国际学校相比并不算高。李蕙和丈夫都是企业普通管理人员，好在这个学校晚上统一7点50分熄灯，至少这样，李蕙就不用像朋友那样，晚上陪着孩子写作业到深夜了。不仅如此，由于这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她也累积起了先发优势——如今进入上海民办学校的竞争愈发激烈。

2014年孩子转学时候，李蕙觉得一点都不麻烦，她带孩子到学校现场填了个表格，孩子自己进去面试，之后不久就确定了名单。今年这所学校发布招生信息的当天，早上8点网站开启报名通道，1000个面试资格，两三分钟就一抢而光，颇有“双十一”抢购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