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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育内容的局限性，教会之间各派别、教徒与非教徒都在教育问题上各执一词，反对政府作为第三方干涉。以政府拨款为例，国教徒坚持认为国家拨款当然是要拨给国教学校，而非国教徒则认为，既然拨款来自税收，税收来自所有人民，为什么要用非国教徒上缴的钱财来补贴国教徒的教育呢?这根本就是一个政府没有办法解决的悖论。同时，很多小教会如循道宗、公理会等也反对政府财政介入教育领域，担心会危害到自己教会内部宗教教育的权威性。

1870年成立的教育委员会也为改革颇费一番周折。1892年，来自伦敦某学区的一位监考对一场宗教教育的考试结果提出质疑。在他看来，“耶稣的父亲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该是“约瑟”，孩子们这样理解的原因是由于老师没有教给他们耶稣的神性这一面。他先是写信给教育委员会投诉，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之后，又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当地的一份宗教报纸。这篇文章如晴天霹雳般结束了教育委员会平静的宗教教育时期，掀开了它后期关于宗教教育问题激烈辩论的序幕。

某种程度上来说，19世纪晚期的初等教育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影响的影子，但政府毕竟为它转向世俗的现代化教育迈了很大一步。学校采用更加符合现代化需求的课程设置，并尽量削弱某种特定的宗教色彩，让它成为真正面向大众、而不是某个特殊群体的教育机构。

教育改革的成果绝非一朝一夕可见，其过程从来都是漫长而又令人备受折磨的。但无论是在何时何地，教育的目的始终是为了人的健康成长。19世纪中后期投身这场教育改革的英国人总会欣喜地发现，虽然他们负责的孩子还是记不了几个单词，算不好算术，但他们却能在家里烧一碗好菜，或者制作一张漂亮的椅子，这些普通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学习知识而获得的成就与满足应该是这场教育改革最宝贵的财富。或许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这场仅仅一个月的中国教育实验并不会在英国取得多大的成功，但这种文化体验既是中英两国交流的成功案例，也是孩子们特殊的教育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