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证样本(11)

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因为家庭的支持而有一个相对顺利的开始。当然，与那些选择留在中国大陆的同学相比，在1949年及1950年初离开的约大学生还是幸运得多。他们多数如今已是约大海外校友会的骨干，并且分享了经由他们不懈努力而保留下来的约大永久资源。

1949届冬季毕业生在1950年初获得学位，但他们的经历要困难得多。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正在加强。他们已经不大可能随意离开或根据自己意愿选择工作。有的虽然最终想方设法出了国，但是他们事业的起步晚了很多。

应该提到的是，1949年是圣约翰大学的建校70周年的纪念年，但是没有任何的庆祝仪式，美国人和西方教会此时奉行所谓“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他们希望新中国能允许宗教团体的继续存在。然而事与愿违，局势的发展并非他们想象的那般。圣约翰大学的存在已经进入它存在的倒计时阶段。

三、结束的开始

按惯例，1949年秋季进入圣约翰大学的新生应该是1953届的毕业生，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和往常一样，建国之初，约大的日常教学还是采用英语授课，但是到1950年，政治气候的变化预示着这一传统到了得改一改的时候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所有中国人都视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为新中国的头号敌人。圣约翰大学由于和美国有紧密的关联，因此被贴上“黑学校”、“帝国主义大学”的标签。

特别让它“声名狼藉”的是在毛泽东主席亲自敲定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圣约翰大学的校友赫然在列。包括宋子文，这位前行政院院长（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总理）也是头号战犯蒋介石的小舅子。还有曾任国民党当局的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他娶了蒋夫人的大姐，其子女也都在圣约翰大学就读。

1951年，约大的校园里还有几位外国教师。等到1951届学生毕业时，毕业证的样式开始有所改变，证书不再用英文印制而是全部采用中文，这使它看上去和别的高校没有什么不同。尽管这有悖于圣约翰的传统，但是没有人会认为用自己国家的语言颁发文凭有何种不妥。当全国所有大学的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时，约大师生开始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至少这对于清除他们身上的“帝国主义”历史有积极作用。

事实上，圣约翰大学的过去给约大学生带来了相当沉重的负担。数十年以后，一位1951年毕业的学生回忆他参加工作之初的经历：

毕业后，我被安排到了一个偏远地区的省份担任基层文秘工作。在我报道的第一天，单位人事科通知我去谈话，我进去时，一位人事干部正在翻阅一份材料，很明显那就是我的档案。看到我进来，他抬起头来问道：“你是那所大学毕业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圣约翰大学”。“哦，就是那所帝国主义黑校了？”他反问道。当时我颇感窘迫，不知如何是好，只是低下头一言不发。我想他肯定在通知我进来前就已经很详细地查阅过我的档案了，对我的教育背景应很了解。他之所以故意那么提问，显然是警告我最好规矩一点，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