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获奖报道：那些将孩子忘在车里的父母(8)

　　约翰.泽维林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一个侦探小说里的古怪天才，雷克斯.斯托特笔下大腹便便的尼罗.沃尔夫。泽维林的律所在一个有黑色木制百叶窗的漂亮老式别墅里，而有着和圣诞老人相似胡子的律所老板则坐在破洞的皮椅上，而带着污渍的衬衣上的那些扣子们，很努力的坚持着自己的职责不被崩开。

泽维林认为自己当时首要的工作，是证明在这个案件中，没有哪怕一丁点的谋杀意图，起诉二级谋杀是非常荒谬的。他成功了，在初级听证会之后，控罪被减轻到过失杀人罪。不过他接下来的工作则更艰巨：他需要想明白在这样一个戏剧化狂热的案件如何辩护。

联邦助理检察官伊丽莎白.基林的陈词是这样的：“一个男孩的生命是不应该这样结束的。他躺在医院的担架上，慢慢地死亡。他的生命消散掉，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泽维林最后需要做一个关键的选择。刑事案件的陪审团往往希望听到被告的亲口陈述。贝尔福赢得了泽维林的喜爱和尊敬，但他是否应该让她坐上证人席呢？

他问：“你们见过她么？”是的。“那你们应该看到了她是如何用精神的盔甲来保护自己不受这个世界的伤害，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变成一个斗士。这帮她生存下来。但对于那些希望看到她是如何被悲剧摧毁碾碎的人，这可能会让人失望。”泽维林最后决定不冒险让她作证。

他说“我用了另外一种方法让她‘站上’证人席，这样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林恩——脆弱，不狡诈，不会装腔作势。”

泽维林的方法是给陪审员播放两盘录音带。一盘是布莱斯死后一小时左右，贝尔福在医院接受警察询问的录音。她的声音中有无法衡量的悲痛，在抽泣和呜咽中，勉强可以分清她颤抖的话：“我杀了我的孩子，天啊，对不起。”

第二盘是911的报警电话录音。在贝尔福发现尸体之后的几秒钟，她恳求一名路人帮忙报警需求帮助。

泽维林转了一下电脑，找到一个音频文件：“想听么？”

　　贝尔福正在重复那一天她下班后的事情。她从学校153A的办公室走到楼外。这之前，大概下午三点左右，她终于看了一眼手机，发现有一个保姆打来的未接电话。她回拨过去，但是被转到了语音邮箱。她并没有担心什么，因为保姆和她是很好的朋友，她们经常打电话随聊天。贝尔福留言让她有空打过来。

保姆打通电话的时候，贝尔福就是站在这个地方。在学校前面的一个石板庭院里，正在正走向停车场。和事发当时一样，一门南北战争时期的火炮，令人不安对准她正在站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