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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的春天，张良花300万元在北京买了一套学区房，向东城区前进了150米，付出的代价是每月占家庭收入40％多的贷款压力，而女儿只是有机会进入到“水平还可以的小学”。

更早一些时候，李蕙为了儿子入学，在上海闵行区买了一栋比周边房价高20％的学区房，但儿子只在公办小学里读了三年，就选择了“逃离”。

女儿们读三年级时，荣路明退出了自己在广州创立的公司和生意，回到深圳的家里当起“超级奶爸”，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还为此创办了一个小微教育机构。

至今在北京没有户口的李江城，则从没让自己的大女儿上过一天小学。

作为一个宽泛的阶层描述，身处中间的人们总是显得焦虑，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阶层提升，但净资产不足够高、可支配收入不足够多，仍需努力工作才能维持稳定的生活，而教育，是中产焦虑集中的场域——人们总要把自己奋斗而来的财富和阶层优势向下传递，消除阶层不安全感。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7年《社会蓝皮书》以收入为主要指标，测算中等收入家庭人口占全国家庭总人口的比例是37.4％。不管是以收入、资产还是职业、教育背景来划分，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是现实。

他们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更好的教育产品，甚至不惜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为孩子创造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他们也发现，自己的需求与狭窄的教育理念和体系、固化的政策与管理以及匮乏的市场供给一再碰撞，可能会更加焦虑。

距离稀缺资源150米

“你看，这栋楼距离朝阳区的直线距离，恐怕只有150米。”张良（化名）指着窗外街道的另一边说，“但这里是东城区。”张良拿到这套每平方米5万元，总价300万元的小房子时，该社区的房子挂牌价已经超过每平方米8万元，女儿刚开始上幼儿园。

买学区房时，妻子不大同意，她觉得既然都在北京，朝阳区和东城区的教育水平，没有大家想象的差距那么大。但女同事一句话就说服了自孩子一出生就在焦虑她以后上学问题的张良，“现在社会变动期还没完成，阶层通道没有完全关闭，我们的孩子还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