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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的不断修正和尝试，让李江城付出了更多的成本，他估计每年在孩子教育上的花费总要超过10万元。相对于这些“投入”，女儿在家上学这六年里，他认为最大的“产出”是做对了两件事——取舍和坚持：

“孩子理个光头，邻居的目光都不一样，更何况每天不上学了，但坚持下来的好处是，女儿会变得很自信，根本不在乎别人的异样目光；至于社交方面，女儿在外面也可以交到朋友，可能会有影响，但和在学校里差别并不大。”李江城说，但我们这样可以有时间去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收获不是更大吗？

当然，孩子在家学习也有很多问题，比如，没有自制力、消极配合等等，有时候这种状态能持续一年多，但教育这种事也急不得，只要最终能学会和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和素质，这些付出也就没有白费。

江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佳佳，近年来对李江城选择的“在家上学”这种新的教育形态进行过调查，截至2017年2月，国内正在实践“在家上学”的学生数约为6000人，从2013年到2017年，该群体规模以年均30％左右的速度增长。

“密切关注并有意尝试让孩子‘在家上学’的群体更大，规模约为5万人，近10倍于具体实践的人群。”王佳佳说。她的调查显示，“在家上学”家庭年收入区段涵盖于5万－50万元人民币，大多属于中产阶层，家长接受过大专以上学历高等教育的超过八成。

王佳佳说，根据调查和访谈的情况看，成本支出的负担或相关政策的限制，并非实施“在家上学”的主要困难，而是家长本身对这种形态和方法认知程度低，缺乏成功的案例和专业辅导，沟通和交流的渠道少。

“这种新形态的出现，有它的客观必然性，当下家长和孩子对教育的需求、质量的要求越来越多元化，和目前主流权威的校园模式之间有基本的矛盾，因此大家开始寻找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王佳佳说。

这种尝试一开始就遭遇法规和政策管理上的尴尬，尽管《义务教育法》给了“在家上学”之类的教育创新开启了一条缝隙：“自行实施义务教育的，应当经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但教育管理部门对它却没那么宽容，2017年2月，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中仍明确规定：“不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

不管政策如何禁锢，总有人在用脚投票，在越来越窄化教育体系和思维中，寻求突破的可能性，这是中产阶层通过“强教育选择权”，来满足自己新教育需求的另一个明确的形态和“自救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