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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家庭教育焦虑:如何不让我的孩子落后于人(3)

在熊易寒看来,公众对中产阶层的认知有误差,中产并不一定意味着“富裕”,这是一个庞大且内部还有明显区分的阶层,中层、中下层的不安全感更加突出——净资产不高、可支配收入不是很多,仍需努力工作才能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且有随时落入下层或者底层的可能。

熊易寒认为,如果财富足够保证自己或者后代拥有没有危机感的生活,那就不是中产阶层了。现在普遍焦虑的问题是,大家都要做中产甚至富裕阶层,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上层变得越来越尖,竞争越来越激烈。民众既对阶层固化非常敏感,却无法接受正常的阶层间流动——有上升必然有跌落。

学区房市场的夹缝,给了中产阶层相对公平和自由的选择,通过这条渠道可以突破曾经与公办优质学校纠缠的各种不平等现象,教育和资产的双重回报也显得异常丰厚。

重返“跑分系统”

有回报必然要付出,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核心城市住宅和优质教育资源的双重稀缺,让价格要素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

与张良相比,家在上海的李蕙(化名)运气既“好”又“坏”。

2004年,她的孩子出生,为了寻求更好的公办学校,她在上海闵行区购买了学区房,尽管比周边房价高出20%,但也只有4900元/平方米,如今这片区域的房子单价已经超过5万元/平方米,就资产增值而言,她的先发优势非常明显。

从孩子的教育来看,这次投资却没有达到她想要的效果。“公办学校抓得严,早上7点30分到校,我们的孩子动作可能慢一些,下午放学后做作业总会弄到晚上10点左右、甚至11点。”李蕙说。

纠结到孩子读三年级时,李蕙和丈夫终于做了决定,他们想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就为他选择了一所位于浦东的民办学校。

“校长的理念打动了我们,大意是小学期间应该给孩子们更多空间,初中再主要抓学习成绩。”李蕙说。为了让孩子就读这所寄宿制民办学校,她需要支付每年4万元的学费,这与上海一些知名的民办学校、国际学校相比并不算高。李蕙和丈夫都是企业普通管理人员,好在这个学校晚上统一7点50分熄灯,至少这样,李蕙就不用像朋友那样,晚上陪着孩子写作业到深夜了。不仅如此,由于这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她也累积起了先发优势——如今进入上海民办学校的竞争愈发激烈。

2014年孩子转学时候,李蕙觉得一点都不麻烦,她带孩子到学校现场填了个表格,孩子自己进去面试,之后不久就确定了名单。今年这所学校发布招生信息的当天,早上8点网站开启报名通道,1000个面试资格,两三分钟就一抢而光,颇有“双十一”抢购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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